宋庆龄与国际友人:柯列然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罗马尼亚医生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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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列然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罗马尼亚医生


1946年柯列然在中国


布库尔·柯列然(Bucur Clejan,1904-1975),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执业医生。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国际援华组织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的安排下,他秉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和国际主义情怀,来到中国支持抗战。从贵阳图云关到湘鄂粤前线,从西南边陲到中原大地,他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岁月留在了中国这片见证了他的信仰和事业的土地上。在华工作9年间,他曾2次受到宋庆龄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正是在宋庆龄精神和品格的感召鼓舞之下,柯列然为休戚与共的中罗两国友谊之路铺就了一块块基石。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问罗马尼亚时就曾指出,“上世纪30—40年代,贵国医生扬库和柯列然夫妇不远万里投身于中国反法西斯斗争,他们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 



一、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


柯列然原名雅各布·克兰兹多尔夫(Jacob Laub Kranzdorf),1904年12月26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报考了医大并远赴意大利留学,6年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皮肤科医生。学成归国后,他在家乡开设私人诊所,并结识了不久后成为自己妻子的柯芝兰(Gisela Muntianu)。柯芝兰来自于一个红色世家,在她和她家族的影响下,柯列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了共产党并参与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柯列然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

1928年柯列然在医学院毕业证上的照片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得知共产国际决定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消息后,在妻子的支持下,柯列然响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号召,变卖诊所的一切,离开家人和祖国,于1938年冬作为志愿医师加入了西班牙人民阵线,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成为了由50多个国家、数万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一员。1939年2月,在从事了短暂的战地医疗工作后,柯列然跟随队伍撤退至法国境内,随即被关押进了集中营。


曾经关押过柯列然的法国戈尔斯拘留营



1939年6月柯列然在戈尔斯拘留营与战友的合影




    此时,远在数万里以外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从一开始,中国人民就敏锐地认识到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间休戚与共的联系。毛泽东在致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宋庆龄也曾向世界强烈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我向你们急迫地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保卫中国同盟发往世界各地的抗战宣传画


集中营中的柯列然和战友们也关注着中国抗战的形势,特别编辑过一期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特刊。由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在得知集中营内有一批不能返回祖国的医务人员后,在伦敦成立了医药援华委员会,并与英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计划招募和安排一些能去中国支援抗战的志愿者。柯列然得知后毅然报名申请,希望在中国继续他在西班牙未竟的事业。


不久,一支近20人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组建完毕,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国际纵队。当时,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已成为世界各地援华组织和中国抗战军民联系的重要桥梁,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就一直与保盟保持着联系与合作。此次援华队员到达中国后,即由保盟负责接待并帮助他们过境。


二、在香港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


1939年9月13日,柯列然等援华队员到达香港,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由于他们证件的国籍一栏上都填着“西班牙”,所以报纸媒体统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在码头迎接他们的是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秘书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她为队员们安排了在港逗留期间的食宿和一系列的参观和交流活动,并介绍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情况。

1939年9月柯列然与同行的“西班牙医生”在香港的街上


首次踏上东方土地的 “西班牙医生”内心急切地盼望着早日奔赴抗日前线。在得知白求恩大夫是经延安去晋察冀边区工作后,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队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他们无法如愿,只能暂去国民党统治区支援抗战。

出行之前,所有“西班牙医生”都收到了一份特殊而光荣的请柬——出席宋庆龄在寓所为他们举办的饯行晚宴。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柯列然一行人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一座“朴素的、小而简陋的住宅”。在这里,柯列然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位心目中的伟大女性。席间,宋庆龄热情地款待各位“西班牙医生”,她那“无法模仿的庄重仪态”令所有人深深折服,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人类的伟大,不需要表面形式也一样伟大”。与柯列然一同赴宴的队友富华德的回忆或许能代表当时每一位援华队员的心声——“她的行动、她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就是对我们无声的号召,召唤我们去为中国工作。”

在每一位客人面前,都有一张宋庆龄精心准备的席位卡。柯列然手里的是一张用彩色通草纸剪成的提着花篮的小姑娘,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柯列然十分珍爱这张“上面有我名字的小女孩”的卡片,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并终身珍藏着它。

柯列然珍藏的宋庆龄宴请时指定座位的卡片


晚宴快结束时,宋庆龄邀请全体队员用自己的母语共同演唱《国际歌》。不一会儿,狭小的屋子里回荡起多国语言的大合唱,这是柯列然在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再次重唱的歌曲,一首为“争取人类最终解放而斗争的歌曲”。那一刻,所有人的情绪都无比高涨。

柯列然由香港赴内地的过境文件


当晚,柯列然与大部分“西班牙医生”带着宋庆龄临别时赠送的花束一同出发。因受交通封锁,援华队员们在保盟的安排下,由海路至越南海防登岸,再乘卡车经广西入贵州,最终于10月间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


三、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特别会员”


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成为了柯列然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在救护总队报到后,援华队员们被分别编入不同的队伍,从学习中文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

1939年柯列然在贵阳图云关

 

尽管已到达贵阳,但队员们的心里还一直盼望着能去抗日根据地服务。他们曾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之后还专门派代表前往重庆拜访周恩来,表达内心的愿望。在听取周恩来分析当前的形势后,他们深深牢记了只要在抗日战线工作,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忠告。

1939年12月,柯列然和战友们前往湘鄂赣前线,每人率领一支红十字救护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直至次年6月才回到图云关。此时,恰逢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图云关访问救护总队,她和援华队员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并作了如下记录:“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们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在吃、穿、住上,全都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全都看清了中国在卫生条件和科学上的落后,但他们能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状况,并且以尽可能肩负一份重担的行动来对它们。”

两个月后,“西班牙医生”们再次出征。柯列然先被派往第四战区的粤北前线,期间短暂奔赴过云南蒙自,之后又进驻云南建水的滇军第二十师师部工作。在这些地方,柯列然用带来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帮助装备部队的军医院,指导和组织卫生机构;他冒着战火,抢救和治疗负伤和染病的抗日将士和当地百姓,在医药用品紧缺的条件下,能代用的代用,能配制的配制,想方设法更多地救治伤病员。此外,柯列然还参与医务培训工作,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员。

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柯列然和战友们满腔的热情却一度遭遇过无情的猜疑。1941年,来华一起参与医疗队工作的妻子柯芝兰也在救助伤员的过程中不幸染病离世。但在这些挫折和打击过后,柯列然依然振作精神,积极投入战斗。


1942年,柯列然(时译柯让道)任383医疗队队长时佩戴的臂章



1943年,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聘任柯列然为军医训练班教官的聘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后,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久宣布解散。10月,柯列然离开了救护总队。临别之际,中国红十字总会因为他“服务本部有年勋劳卓著”,而授予“特别会员”的荣衔。与部分“西班牙医生”选择回国不同,柯列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示下,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员继续留在中国服务。

1945年11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授予柯列然“特别会员”的文件


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的共产党员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是一个先于联合国运作的临时性慈善救济组织,帮助二战中遭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和个人恢复生产和生活。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设立了中国分署(以下简称联总),先后将近250余吨救济物资运往中国,同时派遣诸多专业人员参与中国的善后救济事务。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柯列然先是被任命为联总驻重庆办事处的卫生官员,之后又被调任至联总驻河南郑州办事处,负责河南地区一切有关医务卫生、赈灾救济等工作。

1946年4月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签发给柯列然(时译郭德夫)的外籍专家服务证


按照联总成立之初的大会决议,“任何时候,救济善后物资都不得被用作政治武器,同时,分配救济品时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基于这一基础,解放区一直关注着联总的政策,于1945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后于1946年8月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以下简称“解总”),协助解放区政府开展救济工作,同时与联总、行总(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是国民政府为与联总对接而设立的机构)进行多方接触与交涉,力图为解放区争取更多救济物资。

1945年12月,宋庆龄将保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地区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间起着联系作用”。她呼吁“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她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总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为解放区募集和运送了大量的医药物品,也为解总向联总与行总争取更多的救济物资提供诸多帮助。

宋庆龄在检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然而,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内战一触即发。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扰,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越来越少,总量不及联总运抵中国物资的百分之二。

作为联总职员,柯列然完全支持宋庆龄的主张,对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分配给予高度关注。在每次参加完物资分配会议之后,他总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感到愤怒,他常常与行总的代表争执,因为“他们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的比例太小”。尽管,持有相同意见的联总人员在分配会议上只占少数,但柯列然认为“若不尽力去争取的话,那分给解放区的就更少了”。柯列然总想着“设法使解放区代表知道自己有什么物资已经来到和多少数量是该分配给他们的”。也正得益于在联总的工作机会,柯列然才有机会前往解放区运送物资。在与解放区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柯列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气,也看到了解放区的军民是如何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用顽强的意志应对困境、用智慧解决困难,这些都再一次激起了他对前往解放区工作的向往。“工作人员的热诚、他们的毅力、坚信、朴实”,每当柯列然向身边人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一切时,他的眼里总是显得闪闪有光。

1946年柯列然在河南往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


    在郑州办事处工作的日子里,柯列然还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附属护校的赵婧璞。两人于1946年底结为夫妇,柯列然成了中国的女婿。

1946年柯列然夫妇在联总郑州办事处


    1947年11月,联总宣布停止在华救济工作。年底,柯列然依照工作安排,携妻子前往联总驻华总办事处的所在地——上海。


五、在上海与宋庆龄重逢


    到达上海没几天,柯列然就收到了一份请柬,受邀出席解总驻上海办事处代表林仲在新亚饭店举办的告别鸡尾酒会。


     12月4日下午五时,柯列然偕赵婧璞依约准时赴宴。当柯列然在酒会上与故友们正交谈时,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宋庆龄。


    这次的重逢令柯列然惊喜不已。据赵婧璞回忆,柯列然连忙走到宋庆龄身旁向她问候道:“您好哇?我真高兴在这里又有机会见了您。”在他的眼中,宋庆龄“精神饱满,一点儿也不像近六十岁的人。”柯列然激动地向宋庆龄述说着1939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边说还边比划着当年保存的那张席位卡,称赞“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纪念品”。宋庆龄听后微笑着给予回应,她告诉柯列然:“我们中国人民同样地也永不会忘记所有你们志愿来帮我们的同志们的,以后有机会时请你们再来访问中国。”

柯列然珍藏的1947年12月4日解总沪办告别酒会的请柬


听完宋庆龄的话,柯列然心潮澎湃,他回复宋庆龄:“请您不要客气,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可惜做得太少了。我已经把中国看作我的第二故乡,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再来中国,那时也会来拜访您的。”说完,他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郑重地请宋庆龄在上面签名,并在宋庆龄的签名后写上了日期,满脸幸福地收入衣袋。

柯列然珍藏的解总沪办告别酒会上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三个月后,柯列然结束了在联总的一切事务,带着妻子从上海登上“飞云号”远洋轮,返回已阔别十载的祖国——罗马尼亚。

六、中罗友谊的友好使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罗马尼亚成为了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柯列然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家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国家监察署署长等职。从1955年起,应本人的要求,柯列然在布加勒斯特市第十皮肤病医院担任副院长,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医疗工作直至1970年退休。

1970年柯列然与来访的中国医生留影


宋庆龄以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架设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同样,柯列然夫妇也为中罗友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中国驻罗使馆初创期间,他们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尽力给予帮助。赵婧璞一度还成为了使馆的职员,从事翻译资料、登记侨民、陪同来访的中国代表团等工作。1957年,罗马尼亚外文出版社增设《今日罗马尼亚》杂志中文版。在柯列然的支持下,赵婧璞与中国派来的排字技师一起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刊工作,并在之后的近二十年里始终致力于架设中罗友谊桥梁的事业。

1972年10月,中国人民友好协会邀请柯列然夫妇访华。作为与中国有着“同志、朋友、亲属”三重关系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1972年柯列然夫妇在延安宝塔山下


    1975年,柯列然在罗马尼亚家中不幸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2008年12月26日,柯列然诞辰104周年之际,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柯列然纪念墓在宋庆龄陵园落成,柯列然的骨灰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的外籍人墓区。从那时起,他又回到了中国——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终身敬仰的宋庆龄身旁。他为中罗友谊作出的不朽业绩也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2018年11月14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罗马尼亚国防兼陆、海、空军武官、罗马尼亚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一行共7人来到宋庆龄陵园祭扫柯列然



撰文 | 孙娴静

配图 | 孙娴静

               编辑 | 王伟 朱玖琳 崔正秋

排版 | 崔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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