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宋往事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这是一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末，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资助，来华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以身殉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主席曾经亲著《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白求恩的来华，与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以及她创立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今中国福利会前身）有着密切联系。她曾在回顾中国福利会历史时深情地说：“保卫中国同盟曾介绍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前往解放区服务；白求恩大夫竟至在建设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时呈献了他的生命。”白求恩来华之初，保盟尽力提供支持，并积极为之募集医疗物资。在保盟的努力下，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模范医院，成为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保盟通过多方渠道，为该院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白求恩以身殉职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弘扬白求恩的精神。

1890年3月，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祖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著名的外科医生。自幼年时期，白求恩便立志成为像祖父那样的名医生。

青年时代的白求恩当过工人，卖过报纸，做过教师，和劳动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1916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35年，白求恩因医术精湛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成名后的白求恩，始终惦记着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批评医疗制度的弊端，不仅呼吁 “医生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团体，到贫民区去，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身体力行，主动为贫困患者开展诊疗服务。

    1935年8月，白求恩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他会见了巴甫洛夫，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印象极深。自苏联返加后，白求恩渐渐与加拿大共产党接近，开始参加魁北克省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是年秋，白求恩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并任会长。该会的主要宗旨是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制度。11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抉择使得他有了核心信仰。

1936 年冬，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白求恩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担任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医疗队队长。在赴西班牙的前几天，白求恩写下了他的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西班牙建立流动输血服务站，成为战地救护的重要手段，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1937年夏，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募捐，足迹遍及魁北克、温尼伯、加利福尼亚、芝加哥等地。在温尼伯演讲时，白求恩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告诉听众：“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7月，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对此，白求恩在加拿大演讲时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 他决心到中国去，实现他“为人类福祉做些事情”的诺言。

二、医疗援华的先行者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医疗落后，物资奇缺，中共逐步扩大争取国际援助的范围，欢迎并接受国际民间组织，尤其是同情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左翼民间组织的医疗援助。1937年，毛泽东与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派遣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同年8月，史沫特莱以两人的名义，分别给美共、加共、共产国际、美国红十字会等发出信件，呼吁援助。

    几乎在同一时期，白求恩与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取得联系，建议派遣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党的八路军。10月前后，加拿大共产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因资金匮乏，蒂姆·巴克与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取得联系，决定两国组成联合委员会，白求恩受邀成为其中一员。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白求恩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白求恩前往美国纽约与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他与刚从延安返回美国的援华会负责人菲利普·贾菲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到深陷困境的八路军急需有经验的医务人员，他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决心日益坚定。

    1938年1月，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爱德华·帕森斯、护士琼·尤恩（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汤姆麦克·尤恩的女儿）组成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以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捐赠款项购买的医疗用品，从温哥华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无私奉献的艰辛历程。

白求恩、尤恩、帕森斯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前排左起）

关于前往中国的原因，白求恩在一封信中曾写道：“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

白求恩信中所提及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都是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相识并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经宋庆龄联系，前往陕北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斯诺以陕北采访见闻为依据写成的。乔治·海德姆则留在陕北，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卫生顾问，并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后来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史沫特莱在1930年代初即与宋庆龄相识，是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之后到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国抗战，也是白求恩与美国援华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编外战友；而1936年来华的贝特兰是新西兰作家、知名记者，曾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并就此开展近五个月的华北前线采访之行，此后不久成为创立保盟的重要功臣。（详见“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相关专题）

三、宋庆龄支援白求恩去解放区

1938年1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此时的香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既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也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渠道和集散地。为更好开展统战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中共人员往来香港，安排海内外人士赴延安和其它解放区，联络世界各国援华组织和海外侨胞支援抗战。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宋庆龄，也于1937年底接受中共建议抵达香港，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发挥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宋庆龄到达香港后，廖承志等多次与她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救援工作的问题。

    白求恩一行抵港后，将由香港取道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为旅途安全，必须由党的驻港办事处向党中央汇报并与汉口取得联系。同时，白求恩一行需要在港添购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材。宋庆龄在白求恩抵港后，便让廖承志通知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前往酒店与白求恩见面。第二天，廖承志又在熊志华的陪同下前往酒店与白求恩会见，代表党对白求恩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与欢迎，并向白求恩介绍了边区对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迫切需求，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白求恩表示希望早日动身，尽快到前方抢救伤员。廖承志还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姐姐廖梦醒以及表妹夫邓文钊组织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以进一步争取海外援助。在白求恩一行在港逗留的几日内，熊志华与几位同志陪同白求恩一行在香港采购了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连同白求恩原先带来的医疗物资，总共装了20余箱。

    2月初，白求恩一行抵达汉口。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亲切会见他们，并安排医疗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林可胜取得联络，白求恩和尤恩表示愿意尽快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工作。周恩来还为白求恩到延安抗日根据地去做了安排，他指定他的秘书王炳南为他们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并安排专人护送。

    在汉口，白求恩还遇到了已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的贝特兰。白求恩提及医疗物资缺乏的问题，贝特兰只能勉强募集到一些资金和供给品给他们。在武汉期间，贝特兰曾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他们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商定了一项计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将自己的所有行头――御寒的衣裤、帽子和行囊统统送给了白求恩。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贝特兰还为白求恩拍摄了“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即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酷似列宁的那张照片。（见本文文首）

    1938年2月下旬，白求恩一行离武汉去延安，途中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历尽艰辛，于3月抵达西安。为了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留住10天左右。其间，中共特别党员、西北军将领张克侠途经办事处时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为他进行了手术治疗。

1938年3月底，白求恩一行带着三汽车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达“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心脏”——延安。美国医生马海德前来迎接他们。在延安，白求恩及护士尤恩受到毛主席亲切会见。在延安期间，白求恩视察中央医院、诊治伤员，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学员作报告。不久，白求恩由延安出发，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其间白求恩持续致信史沫特莱和美国援华会催促对根据地进行援助。6 月，八路军收到了美国援华会的捐助款项。

同一时期，贝特兰于3月抵达香港，向宋庆龄提交了前线缺医少药的报告，转达周恩来关于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不久，老朋友廖承志请他参加了一个在邓文钊家召开的会议，讨论在支援白求恩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独立地向海外公众争取援助，并和海外援华救济团体建立联系，以打破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对外援的垄断和中饱私囊的弊端。廖承志提议请宋庆龄出任主席。之后，宋庆龄委托詹姆斯·贝特兰到世界各地介绍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情况，吁请海外救援机构援助中国抗战，争取知名人士支持保盟工作。1938年6月14日，保盟正式在香港成立。

保盟创立之时，白求恩一行已经到达岚县，受到军民热烈欢迎。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冲过敌人封锁，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自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整整待了17个月，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协力创建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白求恩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期间，对刚建立不久的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所后方医院提出了在组织、清洁及其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医院的技术和设备，他制定了一个“五周计划”，其重点是在松岩口村的一所大庙里创建“模范医院”。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9月15日，这个后来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的模范医院落成了。

在模范医院落成开幕典礼上，白求恩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作为医生、看护、救护员的责任，就是让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要把病人当成兄弟亲人，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我们和他们可能无法活着看到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但我们正在通过今天的行动，使之成为可能。无论它是否能够实现，都需要依靠我们今后的行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来创造它。”

白求恩在五台山创立模范医院的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在为争取国际援助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了将国际民间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援助常规化，保盟开始筹备设立具体的根据地医疗援助项目。1938年7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经过保盟努力，作出援华决议，决定帮助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英、美、加的援华团体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纷纷捐款。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委派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何登夫人为代表赴广州与宋庆龄商谈建院事宜。1938年9月2日，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何登夫人。经商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正在那里工作的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卫中国同盟筹划95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

五、致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

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作为国际和平医院与海外援华团体联系的代表，不断地向美国援华会以及英、美、加等外国援华机构反映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和需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援助，从资金、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等方面全力支持该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该院工作的详尽的报道难以为外部世界所得知。保盟委托贝特兰前往山西北部，负责该医院的组织并将相关报告和照片发送出来，可惜贝特兰未能最终抵达。1939年9月，在延安接待过白求恩医疗队的马海德，被指派为保盟驻延安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药救济工作的情况，建议中央委员会关于保盟送往该区物资的分配。从那时起报告和照片才经常地由马大夫那被送来。

    1939年夏天，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还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大夫了解医疗工作情况。她与白求恩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实地考查了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白求恩告诉王安娜，这里非常需要援助。王安娜回到重庆以后，将所了解情况向保盟、宋庆龄作了汇报。

    尽管保盟做了诸多努力和大量工作，然而，宋庆龄对八路军的专项援助却无法及时到达晋察冀。一方面，美国援华会从纽约募集来的资金，要经中国红十字会和保盟，转手两次才能交给八路军。另一方面，延安是运往晋察冀物资的第一站，物资辗转运到延安，再从延安运出，要通过骡车走几周的山路才能到达晋察冀。而且，到1939年年中，国民党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切断了所有运往延安的物资通道。白求恩所在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并没有及时收到保盟募集来的援助物资。白求恩一直在为得不到援助而焦虑万分，甚至计划乔装去北平购药。他动员了随新西兰教会来华并经常为他提供帮助的修女护士凯瑟琳·霍尔跟他同去，但是因此行太危险被八路军总部给拦了下来。不久，霍尔因支持八路军的活动被日本人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后受宋庆龄委派，从香港通过越南海防和滇缅公路辗转给白求恩运输医药器材。遗憾的是，这一批药品器材运到时，白求恩大夫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1939年10月20日，这个原本是白求恩计划动身回国募集经费的日子，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他毅然决定留下参与战地救护。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因救治伤员手指受伤感染，后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六、白求恩的工作在继续

    白求恩的逝世，令宋庆龄十分痛惜。12月，宋庆龄在致尼赫鲁商讨印度医疗队援华工作的函中写道：“五台山这个地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而白求恩大夫却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负责300个病人的治疗任务。” 印度国民大会发起的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到延安，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伤。白求恩去世以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接任白求恩，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

    白求恩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将国际和平医院及八路军医疗体系的建设作为对白求恩事业的延续，国际和平医院一直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重点。至1941年，许多援华委员会、红十字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香港空前发展。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诸多援华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募集医药费及其他必需品，想方设法宣传和支援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先后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

    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义映墨西哥影片《袭莱士》，净收入3000 余元，全部用以支援国际和平医院。保盟的宣传刊物上刊载了诸多与白求恩以及国际和平医院建设相关的工作报告、需求情况、捐赠情况等，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

在保盟的努力下，国际和平医院项目逐渐扩大，至1940年，已形成了包括五台山、延安、晋东南、皖南四个地区的医院和医疗工作的体系。除医院外，该体系还包括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的八路军制药厂、中国医科大学、纪念白求恩医学图书馆等，以及国际和平医院运输体系的维护系统。 

    宋庆龄本人也多次致信海外援华机构以及国际友人，呼吁对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1945年11 月8 日，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呼吁继续支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12 月1 日，宋庆龄发表《致国际友人》一文，谓：“中国人民在为争取进步和民主的艰苦斗争中一直深深怀念着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一直被他的精神所激励。”“我知道，善意的美国人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作为对白求恩大夫的纪念，我们可以共同再次向国际和平医院注入新的活力。”宋庆龄呼吁：“为了使白求恩大夫的事业得以继续下去，我请求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5-46年的驻华卫生部总干事，驻华世界卫生会干事鲍谦熙医生曾说：“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健全的医疗实践，给整个远东做出一个公共医药卫生实践的模范。”

    至1947年，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了8所国际和平医院，和42所分院，16000张病床。此外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为那些医学院提供若干经费之外还送去不少教科书实验器材以及最新的医学杂志，更计划在国际和平医院附近设立若干小型的疫苗和药品制造厂。

七、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白求恩的去世，是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对白求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给国外中国人民之友留下他的生命和工作的榜样”。在领导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中，宋庆龄始终注重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

    为悼念白求恩大夫逝世，纪念白求恩的丰功伟绩，1939年12月15日，《保卫中国盟新闻通讯》第11 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在河北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并刊登了白求恩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的照片。1940年2 月15 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3 期发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续》和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194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十周年之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纪念会，向白求恩大夫致以最深的敬意与悼念!

    1952年，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为白求恩大夫撰写的传记《手术刀就是剑》在美国出版。该书叙述了白求恩从一个普通医生成长为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整个过程。该书的序言，系宋庆龄应作者之请，于1943年11月10日在重庆所作，英文底稿原名“Preface to Life of Dr. Bethune”。在序言中，宋庆龄写道：“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1979 年11 月12 日“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宋庆龄为该展题词：“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