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宋往事

2020年9月26日是宋庆龄的国际友人马海德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美国青年马海德来到上海。在来华工作的55年中，他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国际医疗援助。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履行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代表的使命，为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黎巴嫩籍工人家庭。作为家中长子，贫苦的家庭环境让马海德养成了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品格。在高中时，他曾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由于幼年时全家患病，曾受到一位老医生的无偿帮助，马海德立志成为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

1927年秋，马海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医学预科。两年后，他怀揣成为医生的梦想，转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攻读临床诊断。1931年，他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深造，于1933年7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马海德与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克士、雷文森决定一起前往中国。他计划在中国进行医学实习，考察东方热带病，同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1933年9月5日，他们抵达上海。尽管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在中国逗留太久，但在接下来的55年里，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一、结识革命导师宋庆龄

初至上海，马海德与克士、雷文森在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内工作。1934年1月，他们在九江路10号大陆银行大厦内开设了诊所。通过工作，他看到了中国更真实的一面——“战乱、饥饿、瘟疫，人们饥寒交迫”。复杂的社会现状让他逐渐意识到仅仅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思考社会方面的问题。

不久，马海德认识了在上海的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与汉斯·希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等人的交往和谈话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努力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社会得以改善，医生才能真正发挥长处。1934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多位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家中聚会。正是在这场聚会上，马海德结识了他敬仰已久的孙夫人——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艾黎和希伯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马海德也是其中一员。在学习小组中，他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宋庆龄鼓励马海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在艾黎的帮助下，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情况，并发表学术报告《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英文）。在目睹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后，马海德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工人的出路是反抗，社会的出路是革命，在这场斗争中我应该和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马海德的进步加深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她将马海德的诊所安排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还派他作为医生去南京的监狱探望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部驻上海工作人员牛兰夫妇。1935年夏天，宋庆龄嘱咐马海德开车将两位客人送到码头，登上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前往苏联，试图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陈云和陈潭秋。马海德还为宋庆龄支持创办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撰稿，呼吁民众团结抗日。通过协助革命工作，马海德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参加中国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正如他日后所说：“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

二、扎根陕北的马大夫

马海德多次向宋庆龄提出前往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请求，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年春，宋庆龄获得中共中央拟“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的消息。6月，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终于如愿以偿，奔赴陕北。与他同行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据马海德回忆，他与斯诺各自出发，在郑州会合，前往西安。在西安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与装扮成古董商的“王牧师”董健吾接头，随后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陕北。

7月9日，马海德与斯诺到达安塞白家坪，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为他们拟定了陕北考察的线路和项目。7月13日，他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革命战略等。这让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将这几次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为“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对马海德提出了一项特别委托，请他在考察途中关注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对根据地医疗条件的改善提出具体的意见。于是，马海德带着任务，在燕京大学学生黄华的陪同下，与斯诺一起进行考察。9月，斯诺结束采访准备返回保安，马海德决定留下来。分别之时，马海德嘱咐斯诺不要将他写进著作中，因为一旦他在陕北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在上海的朋友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与斯诺分别后，马海德和黄华跟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西兰公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马海德还没有中文名字，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姓——“马”，这是当地回族同胞中常见的姓氏。“海德”二字则来源于他的美国姓。于是，“马海德”这个名字逐渐在根据地中为人所熟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大夫”或“老马”。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马海德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在走访和行军过程中，他考察了红军前线和后方的医疗卫生单位，用英文撰写《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并提出了改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亲自任命马海德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

马海德被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深深吸引，他看到一支纪律严明、意志如钢、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队伍，感受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参加革命。1936年底，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37年初，马海德随部队从保安进驻延安，于2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初到延安时，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而且军队里受过正规医科训练的医生屈指可数。作为卫生顾问，马海德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卫生工作的前线。他不仅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群众治疗疾病，成了延安最受欢迎和信赖的人。

马海德很快学会了中文，融入了延安的工作和生活。在谈及延安时，马海德说：“对于这地方，有一桩事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绝对没有职业上的妒忌。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使得医学恢复了本来的任务，医学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科学。”

在延安，他践行着医生的初心和使命，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1940年3月，马海德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周苏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登记结婚，安家延安。尽管延安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苦中作乐，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三、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不久，马海德在《保盟通讯》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了解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马海德与米勒大夫合影

宋庆龄赠送给马海德的德国制造的120型“蔡司”牌相机（北京宋庆龄故居藏）

位于延安刘万家沟的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大门和全景

马海德与魏一斋医生的合影，魏一斋曾任中央医院（1943年对外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医务主任、院长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日，宋庆龄致函马海德，告诉他保盟将改名，并希望他及时报告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战后救济和医疗方面的情况及需要的药品清单。年底，保卫中国同盟在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后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仍将援助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主要任务。马海德继续履行驻延安代表的使命。1946年1月16日，宋庆龄再次致函马海德，强调“需要精确和最新的报告”以及“了解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使中国福利基金会能够为国际和平医院争取更多的药品和医疗设备。是年，马海德与中国福利基金会谭宁邦、王安娜等人联系密切，频繁的往来书信记录下他们共同为解放区所作的艰苦努力。

1946年底，马海德来到上海，与宋庆龄见面。在12月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行政会议上，马海德报告了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再次提出当前最急需的医药和医疗设备。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国际和平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到1948年，国际和平医院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4所发展为8所中心医院，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山东等地区，还建立了42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

这一时期，马海德还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的顾问，他时常向宋庆龄反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导致本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流入黑市，解放区人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物资。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物资分配，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协助解总向联总、行总进行交涉。经多方努力，不少医药救济物资被送往陕北、华北、山东、苏北等解放区。

为争取联总对解放区的支持，解总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3、4月间，马海德陪同联总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医学专员艾乐思等人参观位于张家口和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艾乐思在看到解放区物资极度匮乏的现状后，计划把全部联总救济物资的20%至35%送往解放区，并始终支持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

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的代表和解总的顾问，马海德始终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这一时期，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共同努力令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在延安的十载春秋中，马海德不仅致力于建立和开展边区医疗事业，还积极参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1937年11月，马海德从五台山回到延安，准备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此时，廖承志邀请他参与新华社英文部的工作，担任英文翻译，并采写一些揭发日本侵略者法西斯行径的英文消息，向国外读者播发。1941年起，马海德经常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撰文。这份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对于加强抗战对外宣传和开拓中共对外宣传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海德是延安的义务接待员，时常与前来边区访问的国际友人打交道。他接待过白求恩、柯棣华、米勒等支援根据地抗战的外国医生，招待过多位前来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1944年，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访问延安。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外事组顾问，陪同来访者考察、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进行采访，马海德陪同爱泼斯坦等人前往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进行考察。马海德的言谈举止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里森·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马海德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卫生服务工作，是一个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在采访过程中，外国记者们被延安的革命氛围所感染，他们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报道。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观察组成员参观，他和美国士兵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马海德说：“延安的国际友人们带着同情而来。在看到我们当时的工作和战斗之后，他们成了我们的朋友。”

1946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其间，他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北平的外国朋友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

六、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此之前，马海德已随叶剑英部队来到北平西郊颐和园内，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13年艰苦战争洗礼的马海德，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这伟大的日子。不久，经周恩来批准，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海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他坚持每周都到协和医院出门诊或参加会诊。1953年，马海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建议，并参与筹建工作。1954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马海德和同事们在共同研究后，首先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性病的计划。此后，他每年都带领医疗小组走访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在马海德与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同时，边远地区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巡诊过程中，马海德带领医疗队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他们深入麻风村、麻风院，为了扭转社会上对麻风病人的偏见，马海德主动和麻风病人握手。他不断引进和推广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建立广泛国际联系，为加速消灭麻风病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麻风病已得到有效控制，患者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万人减少到20万人左右，这些成绩凝聚着马海德和医务人员的心血和奉献。

1986年，为表彰马海德在根除中国的性病和防治麻风病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卫生福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他被美国艾伯特·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授予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奖项之一，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他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荣获该奖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且也表明中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1987年，马海德荣获世界麻风病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为表彰马海德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七、绵延半个世纪的友谊

宋庆龄与马海德在友人的聚会上握手致意

1979年9月，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祝寿

1974年7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招待友人，马海德及夫人苏菲等出席作陪

国际友人在宋庆龄遗体前守灵。

左起：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耿丽淑、宫崎世民、柯如思、爱泼斯坦、艾德乐

1981年6月5日，宋庆龄骨灰落葬典礼翌日，马海德等人再次前往宋庆龄墓献花致敬。（艾黎生前秘书李建平先生提供）

八、人民的大夫，无悔的人生

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前后经历过8次较大的手术，但他仍坚持定期坐诊，为老百姓医治疾病。他还多次带领医疗考察组出国访问、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中国人民。在担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期间，他提交了多条具有建设性的提案。除繁重的医务工作外，他还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许多努力，经常向一些来访的外国人士介绍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1983年11月22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党会堂举行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招待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对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五十年，不容易。”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答谢词，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斗争的行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建设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劳动同中国人民的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由于长期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马海德的健康每况愈下。1988年10月3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马海德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8岁。家人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别安置在三个地方。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部分被送回故乡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安葬，余下的一部分撒入了延安的延河中。

对于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马海德无怨无悔。他曾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巧合的是，宋庆龄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必须重新再生活一次，我会同现在完全一样生活。”马海德对宋庆龄充满着无限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更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详情请扫码关注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