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耿丽淑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骨干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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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丽淑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骨干

大学时代的耿丽淑

1987年6月13日,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礼堂举行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9周年的庆典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福利会顾问、美籍专家耿丽淑接过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给她的“永久居留证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份永久居留证书,这份特殊荣誉,耿丽淑当之无愧。


1896年3月6日,耿丽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德裔农村家庭,本名塔丽莎·格拉克(Talitha Gerlach),父亲是一位牧师。1926年9月,她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耿丽淑追求民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到中国不久便涉足中国革命事业。


中学时代的耿丽淑



1938年,耿丽淑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骨干力量,担任秘书工作,组织援助新四军,并为保盟和宋庆龄传递重要信件,在上海分会中坚持战斗到只剩她一个人。抗战胜利后保盟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耿丽淑担任执行委员,其间代理过近一年总干事。被迫返回美国后,她参加了美国援华会的工作。美国援华会转入反动立场后,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退出美国援华会,于1949年4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并担任理事会主席。(详见“回望1949 为新中国奋斗:栉风沐雨 力助中国福利呼吁会”)1952年,由于耿丽淑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宋庆龄帮助她秘密来到中国,并安排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直到1995年去世。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耿丽淑为宋庆龄领导的事业服务长达近60年,是宋庆龄最为信赖并保持终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一、初涉中国革命


耿丽淑1926年来到中国后,经上海北上去北京学习汉语。1927年,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直到她取道天津离境。1928年,耿丽淑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济南工作。


1927年耿丽淑在北京期间留影


1928年耿丽淑(左)考察山东农村时留影


1929年5月28日,宋庆龄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从北平的西山迎灵柩到南京中山陵。耿丽淑专程从济南赶到南京,在人潮拥挤的长江南岸中山码头一带,她隔着人山人海远远地看到端庄娴雅的宋庆龄站在威胜号军舰舰首,也算目睹了这位中国杰出女性的风采。


1930年,耿丽淑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

1930年耿丽淑(前排左三)回美国前与青年会同仁在上海火车站合影


1932年耿丽淑被调往上海。1934年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和邓裕志、利尔·哈斯(中文名夏秀兰)一起在工人居住区小沙渡路三合里开办女工夜校。这年秋天,耿丽淑参加了路易·艾黎和汉斯·希普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是由宋庆龄建议发起的。耿丽淑参加政治学习小组后,总是有一些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员要求她提供帮助和掩护。

1933年耿丽淑参加女青年会上海总会举行的基督教女大学生联合会时合影


1935年11月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于当晚带着香槟和白兰地,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及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一起,举杯相庆,为人民的胜利干杯。这些国际友人都是参加政治学习小组的朋友们,不巧耿丽淑回美国探亲错过了。路易·艾黎事后告诉耿丽淑,宋庆龄曾特意问起耿丽淑,并说她做的事情正是宋庆龄所希望于她的,直到这时耿丽淑才知道政治学习小组从成立伊始都是由宋庆龄亲自指导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耿丽淑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


二、投身中国抗日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随后派吴大琨赴上海与耿丽淑联系。1938年冬天,吴大琨带着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宋庆龄在信中称呼她为“我的朋友”,问她有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消息,叮嘱她租界有“狼”,要小心,最后说来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委托他作为代表来面议要事的。吴大琨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质,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接应国外救援物资,并将物资转运新四军皖南军部,请耿丽淑参加筹备。


青年时代的耿丽淑



几天后,由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五人组成的保盟上海分会核心,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宣布分会的成立。会议使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国人。耿丽淑被选为上海分会秘书,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保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香港保盟的指示,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支援新四军。


上海分会成立后就开始募捐,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及中共江苏省委有力的支持。


同年12月,新四军代表、军医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到上海向耿丽淑紧急求援。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10万多元,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由顾执中、王纪华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送达新四军军部。

首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向新四军敬献锦旗。左起:王纪华、顾执中、项英


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又得到一批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文化用品,特别是获得了名叫“白浪多息亦”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当时世界上刚生产出的最新产品。同年夏天,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的消息,随即安排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供一批紧急援助,并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第二批慰问团,携带所需紧急物资前往新四军根据地,其中有6 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几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2 000个消毒包等。慰问团中约有20多名青年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此外,新四军军部医院就是依靠保盟上海分会建立起来的,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这座医院得到医治、疗养,康复后重返前线,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医院提供1500元的日常开支费用。

项英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


“孤岛”上海在客观上成为新四军取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主要根据地。从上海运输物资去新四军驻地很不容易,大都通过邮局里的内线关系设法转运出去,而邮局里也只有两三个进步人士可以委托。一般做法是将包扎好的、已经检查过的邮包在下班后打开,把药品、器械、食品等急需物资放进去,请邮局同志以邮包形式护送出上海。分会两批赴新四军慰问团带去手术器械、药品、食品、被服等,同耿丽淑、王纪华、吴大琨等竭尽全力分不开,也同国际友人与上海人民的捐助息息相关。保盟上海分会是热心抗日的中外人士的共同体,耿丽淑回忆说:“有很多同志和外国朋友在工作,这是由于在许多场合以我们外籍人员面目出现更为合适,可以起到中国人自己起不了的作用。”上海分会还曾请教会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帮助,将药品从上海带到九江,再转运去新四军驻地。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1940)》刊登的新四军军部医院照片


后来上海分会的其他四位核心成员被捕、牺牲或因故离开,只剩下耿丽淑一人。耿丽淑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但她毫不惧怕海关码头有日本特务,经常秘密地给香港的宋庆龄传递秘密信件。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到达时,她机灵地扮作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轮投递,并及时取得邮船带来的宋庆龄最新指示。通过这种方式耿丽淑为宋庆龄进行“信件走私”,报告募捐救济情况,基本上是每周一次。她还冒着风险储存国外寄来的捐款和物资,以待时机转运。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但保盟分会已名存实亡了,耿丽淑也于1940年秋回国。


回美国之前,1940年秋,耿丽淑终于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与宋庆龄会面,这是她们第一次相见。宋庆龄亲自出门迎接耿丽淑,把她领进房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她们一见如故,谈了许多许多。从言谈中,她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增进了友情。回到美国后,耿丽淑依旧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她通过讲演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募捐。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1年秋,耿丽淑本已订好回中国的船票,但由于日本对中国形成包围圈,随后偷袭珍珠港,并向香港发动进攻,她回中国的路被卡断了。


三、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1945年11月,耿丽淑同爱泼斯坦、陆懋德、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国进步民间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


1946年7月,耿丽淑如愿来到上海,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这时,保盟已于1945年11月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马上邀请她加入,担任执行委员。1947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请假回国,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处理福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1946年7月耿丽淑(前排右二)参加女青年会欢迎印度干事时合影


1947年1月10日,加拿大夏理逊大夫为了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等救济机构募集的30吨医药器械、20吨纺织品运往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而在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下饱受寒冷、饥饿和疲劳之苦,以致献出生命。在2月7日举行的夏理逊大夫纪念会上,耿丽淑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呼吁: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夏理逊大夫的工作,把物资输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12月,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宋庆龄和金仲华、沈体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亲赴机场送别,表示随时等待她回中国工作。

1947年夏耿丽淑(左一)与女青年会新干事合影


1948年,由于长期合作的美国援华会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耿丽淑和爱泼斯坦等人决定退出美国援华会,另组新的机构,宋庆龄十分支持他们,打算在美国重建一个新团体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12月8日,宋庆龄致函耿丽淑,邀请她在这个新团体的初创阶段,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个人代表。1949年4月19日,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耿丽淑担任理事会主席。该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等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


在美国与父亲在一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22日,由于耿丽淑6月后的五封来信很晚才送达,宋庆龄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祝贺耿丽淑当选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告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将来打算和其改组问题。10月21日,宋庆龄致函在美国的耿丽淑,认为“就政府的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那就是我们将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医疗卫生这些方面开展工作,并且充当解总和国外为中国人民工作的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我们将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这意味着你们的促进工作将继续采用过去中国福利基金会所采用的规划”。


1949年12月19日,宋庆龄给耿丽淑回信,答复了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表示“真心希望你很快回到中国来。这里有工作要做,你能帮助我们。……另外,今年春天(编者注:原文笔误,应为“明年春天”。)很可能有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将更便于你离开美国到中国来。我们将继续朝着使你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目标努力,以便你能帮助我们人民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奋斗。”


1950年在纽约



四、宋庆龄积极筹措耿丽淑来华


50年代初期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耿丽淑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因为大谈中国革命,而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当耿丽淑陷入危险时,在地球的这一边,宋庆龄时刻担心着她的安危。1950年5月,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在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1951年2月15日,宋庆龄致函顾锦心说周恩来已允许耿丽淑来华参加中国福利会工作,因为“耿丽淑的身份在那儿是完全暴露的,完全有理由另找一个人接替她在那儿的工作。”当月,宋庆龄给耿丽淑发出电报,邀请她立即回中国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宋庆龄十分担心。4月25日,宋庆龄致函吴耀宗,表示“非常关心耿丽淑的情况。两个月以前,我通过香港向她发去过一个电报,要求她立刻动身去印度,并且在抵达印度以后马上与中国福利会联系。中国福利会办公室最近也发过几封信给她,向她发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现在看来电报和信件都没有送到她手上,因此直到今天耿小姐尚不知道我们想要她马上动身。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紧迫。要是你和科拉·邓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定出一个通知耿小姐的最好方式,以使她尽可能早地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如果你能让我知道你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将更加高兴。”5月12日,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朋友格雷斯时提醒说如果要同耿丽淑联系,“请不要提起我,因为这没有好处”。


1951年9月,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即将退休的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被长期服务的机构抛弃,耿丽淑愤怒不已,她决定立即投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中国。


宋庆龄为耿丽淑回到中国做了充分安排,先是让她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视线取道欧洲抵达香港,又亲派时已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专程在香港迎候并陪她北上来沪。在上海,宋庆龄的一位朋友交给她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在填到“职务”一栏时她顿住了。正当她感到为难时,那位朋友接过笔在该栏目下郑重填上了“顾问”一词。耿丽淑顿时热泪盈眶,她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从此,耿丽淑一直居住在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

1952年耿丽淑(右一)与宋庆龄(左二)、沈粹缜(左三)、江兆菊(左一)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


五、在中福会为新中国工作


宋庆龄亲自安排耿丽淑入住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耿丽淑的卧室就是当年宋美龄的闺房,而宋母倪太夫人的卧室作为耿丽淑的会客室和书房。一直到1963年,因房屋修缮,耿丽淑才迁居他处。


初期,耿丽淑担负起中福会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具体担任《中国建设》的审稿人和负责对外联络,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因她曾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朋友几乎遍及世界,她写信向朋友们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因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

1957年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幼工作顾问的耿丽淑


1956年,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宋庆龄表示,“让中国福利会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承担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如何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我们组织的名称‘研究会’—致起来”。但制定如此一个计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中福会和对中国来说它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还比较复杂。宋庆龄认为,“要使这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希望她尽快回上海”。耿丽淑当时在北京做国际宣传,回沪后,宋庆龄委托她担任幼儿园、托儿所的顾问,加强幼儿教学工作的实验性、示范性、科研性。在耿丽淑的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并出席了1960年的全国群英会。

1979年9月,在北京宋庆龄寓所

1980年,给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英语小组的学生辅导英语

1981年,作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国际友好人士,送别好友宋庆龄


耿丽淑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1985年兼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1986年3月6日在她90岁生日时,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她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7年6月13日,耿丽淑获得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同时荣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荣誉奖。这一年,她还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颁发的上海工作纪念章。

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


1989年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颁发荣誉证书,赞扬她“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


1991年3月6日是耿丽淑95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耿丽淑(坐者左二)“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1995年2月12日,这位将大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百岁老人逝世。她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与老朋友长相厮守。



感谢中国福利会提供耿丽淑照片


撰文 | 徐锋华

配图 | 朱玖琳

         编辑 | 朱玖琳 王悠然

排版 | 王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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