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宋往事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Anneliese Schwarz），1907年9月20日出生在德国前西普鲁士省（二战后划归波兰）但泽市附近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在一战中阵亡，母亲靠政府抚恤金维持一家人生活。童年的经历养成了安娜利泽勤奋独立的性格。中学毕业后，她先后就读于Königsberg大学（现属俄罗斯）、Greifswald大学、柏林大学及奥地利的格拉兹（Graz）大学，在格拉兹大学取得历史哲学博士学位。

在柏林求学期间，安娜利泽与在柏林读书的王炳南相识。王炳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书记，1932至1933年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担任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东方部主任。安娜利泽与王炳南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点。她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活动，曾经两次被捕，于1933年3月离开了她在柏林供职的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档案资料出版部。1935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取中文名字王安娜，加入中国国籍，领了中国护照。

1936年2月，王炳南收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求他回国做杨虎城工作，于是带有特殊使命的王炳南偕安娜由柏林经莫斯科回西安老家。安娜自此开始了她“嫁给革命的中国”的生涯，直至1955年回国。

*1937年，王安娜（右一）、王炳南（右二）在西安

1937年，王安娜（右一）、史沫特莱（右二）在延安

1979年，王安娜重回延安，在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1930年代，宋庆龄与秘书黎沛华在莫利爱路寓所

1937年11月3日，《申报》对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的报道

在上海，安娜结识了7月份刚刚从新西兰回到上海的路易·艾黎，两人走遍了淞沪抗战后的大街小巷。他们穿过日占区充满死亡和恐怖的街道，也走进了阴暗简陋的杨树浦贫民窟。艾黎告诉了她什么是包身工、女工们的生活有多么悲惨。

通过艾黎，安娜在上海又见到了老相识斯诺。1936年6月，斯诺手持一位德国著名汉学家为他写的介绍信找到王安娜，请安娜为他去延安采访提供帮助。和斯诺一起去延安的马海德，还为重病的王炳南治了病。

在上海，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大家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工业合作社。

*1937年，王安娜与路易·艾黎（左）、埃德加·斯诺（右）在上海

1937年，王安娜（右三）、海伦·斯诺（右五）、路易·艾黎（左一）与在国际伤兵医院服务的童子军、部分伤兵合影

年底王炳南去临时首都汉口为周恩来工作，他给安娜来信说：“我与周恩来曾谈起你，他说，你在上海的工作很能起作用，现在还是留在上海的岗位为好。”

1938年6月，安娜终于获准可以去汉口。经过香港时，她来到嘉林边道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重聚。正是在宋庆龄寓所，是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正式宣布成立。于是，诚如王安娜所言：“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起时便是它的成员。”保盟后来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王安娜也曾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

1938年夏，宋庆龄在香港

1938年，被轰炸后的武汉

因为安娜和宋庆龄约定，要尽快把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报告送给保盟，所以，她决定参加前线访问团去现场考察，为她的报告收集真实的资料。

前线访问团由史沫特莱、史迪威、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协助艾黎工合工作的英国青年乔治·霍克以及王安娜本人共5人组成。一行人在8月上旬启程。他们坐火车来到长沙，访问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倾听总队长林可胜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卢致德谈他们的工作和困难。林可胜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所“最初培养的几批医疗小队，在前线都表现得很出色。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负了伤，”损失不小。一行人随后经南昌来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伤员收容所。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地狱图。

《保卫中国同盟1938-1939年报告》刊登的中国红十字会一医疗小队在前线运送伤兵的照片

在归途中，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他们的司机终于允许5名疲惫不堪的伤兵搭车同行。史迪威说：“比起汉口那些高谈阔论的家伙来，还是这些农民的子弟能勇敢地保卫祖国！总有一天，他们的权利会恢复，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1938年8月，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时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卡尔逊、叶剑英、陈家康；后排：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9月，日军开始逼近武汉，安娜忍痛接受丈夫的意见，送别奶妈和孩子回丈夫老家。武汉陷落日益逼近，国民政府已移往重庆。10月23日，夫妇俩坐上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新升隆号”轮船撤离，同行的还有正准备回国途经武汉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他们在李克农和边章五的带领下出发了，但是在出发第二天便遭遇到生死之劫。24日，王安娜等人跟着李克农上岸进村休息，跟他们上岸的还有随身保管藏有机密文件和所有人路费的小皮箱的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一行人出村回船时，日机出现，“新升隆号”被炸毁，日机随即疯狂扫射落入水中和在岸上四散奔逃的人群。王安娜一行人因为有李克农沉着冷静的指挥，在日机扫射下逃过一劫。

*被炸毁后的“新升隆号”轮船

*转战途中到农村与农民交谈。中坐者为李克农，左边的外国妇女为王安娜

全船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在李克农带领下，历经艰苦终于来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先行抵达的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李克农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南下，三天后抵达衡阳。一到衡阳，他们就听说长沙已被有组织地夷为平地。11月16日，当周恩来等人冲出长沙大火，撤退到衡阳时，李克农已经奉命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2月3日，周恩来先行坐飞机撤退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他邀请王安娜和琼·尤恩同行，但是二人坚持不离开大部队。

*1938年11月，李克农率一行人抵达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后留影。前排右起：王安娜、琼・尤恩；后排右起：王炳南、李克农、夏之栩、边章五、李延禄等

不久，王安娜一行人也来到桂林。在他们抵达桂林次日，周恩来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安娜。他对安娜说：“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的意见稍为有些变更。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即中印半岛，时为法国殖民地）才能运去。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1939年1月，安娜来到上海，她在上海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保盟上海分会成员的商谈上。他们谈到了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保盟上海分会急于知道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资如何运往内地。为了提高上海分会的工作效率，安娜被邀请给几个志愿做这方面工作的小组谈谈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回到香港后，安娜经常和大家商洽她到中印半岛的工作。3月11日，满载5辆卡车的援助物资由两名英国医生哈利·泰博特（Harry Talbot）和保罗·杜汉（Paul Dohan）负责用船从香港运往海防。

*1939年3月11日，宋庆龄在司徒永觉夫人和诺曼·法郎士的陪同下，上船查看救援物资。远处二人为王安娜和哈利·泰博特

在海防，两位英国医生去海关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开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打通海防海关的任务十分艰巨。安娜在香港爱国名媛、为支援抗日志愿工作的年轻姑娘李安西（笔者注：李安西时去贵阳任林可胜秘书，贝特兰1939年夏在贵阳见过她，她后任端纳秘书，协助端纳整理回忆录。）陪同下启程去海防，同行的还有20名新加坡华侨，他们向保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卡车的驾驶员。李安西为安娜做翻译。

*1939年3月11日，在装有满载救援物资卡车的船上，宋庆龄与王安娜等人合影。前排左起：王安娜、哈利·泰博特、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李安西；后排左起：诺曼·法郎士、保罗·杜汉

分手时，宋庆龄对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宋庆龄的推理被证明是正确的。让在海防海关空等两周都没有结果的泰博特医生很不服气的是，安娜一出面就解决了难题。在海防海关，看到来的是一位“柔弱”的漂亮女性，又听到这位女性说的是德语，那些来自德法边境地区会说德语的法国官员态度就越发亲切起来。安娜借着自己的性别和语言优势，立马就办好了所有通关手续。次日，安娜便带着车队取道河内、东丹，以最高速度驶向中国国境。一到龙州，安娜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电报，要她立即回海防去，新的待运物资又到了。此后数周内，安娜频繁往返，这使她在广西南部一带成了知名的“王太太”，各方都来求她帮忙通关，但光是给保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就够她干的了。

1939年4月，安娜直接从昆明乘飞机去了重庆。

为此，周恩来特地给了安娜一张以“八路军少校”为头衔的军用通行证，这使得安娜成为了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少校。周恩来说：“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会有帮助。”

在贵阳，安娜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西班牙医生”的联络人，给他们送书报，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保盟或交给为支援他们而献金献物的外国组织。

王安娜在抗战时期的各种证件

1939年6月，安娜在重庆收到宋庆龄来信，再次叮嘱她依约行事。周恩来也劝安娜尽快去华北，因为进入八路军地区的困难与日俱增。已经有人听说，往延安去的学生们遇到了国民党的封锁及其他的障碍。保盟的工作需要真实的、生动的材料，周恩来因而想尽办法给安娜收集了许多资料，用以说明共产党支配地区的社会施设和文化施设。安娜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寄给宋庆龄，但是这些材料仍然不足，而且有些单调。

为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安娜经历了很多危险。在包围圈中，她白天休息，夜间行军。在黑夜中，她穿过深山峡谷，在悬崖峭壁上夜行军，身上长了虱子。在战士掩护下，穿过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后，安娜终于来到八路军师部。她用法语采访了聂荣臻，了解了边区“豆选”制度、减租减息制度，以及工农组织和妇女组织。

1938年9月25日，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访问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是安娜此行的目的。即将开拔前线的白求恩大夫带她参观模范医院——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她讲述缺医少药之苦。安娜向白大夫保证保盟一定会把必需的医药物资调配给他。

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旧址

安娜把八路军卫生队的广泛活动，以及它所发挥的卓越的能力等详细情况综合起来，与急需的医药品清单一并送交保盟和宋庆龄处，但这些药品未能运到，白求恩大夫白等了一场。

*1939年9月初，在重庆，王安娜陪同尼赫鲁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中共在重庆代表博古和叶剑英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联袂乘飞机由香港来到重庆。宋庆龄坦率地对安娜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1940年4月25日，宋氏三姐妹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

回到香港后，宋庆龄给安娜来信说：“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我本来还没有下决心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不过，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呢？” 5月30日，宋子文辞职。6月15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在《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中彻底揭露道：“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

此后数年间，保盟事实上停止了设法把药品送到医院去的努力，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款，只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代表部门。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来到重庆。自此，安娜与宋庆龄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一直到1955年。

宋庆龄初到重庆时，安娜是她时时见面的唯一的旧相识。在保盟前委员会驻重庆代表王安娜的帮助下，宋庆龄开始在重庆重建保盟组织。她们设法和国外接上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保盟在各地的援助项目能继续获得援助。这些机构有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

*1942年7月23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请她联系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临时负责人帮助运送给延安的物资

1942年8月3日，廖梦醒应周恩来要求，来到重庆帮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8月6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告知她准备改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到8月中旬，保盟在重庆已经集合了足够数目的委员，可以正式重组一个中央委员会了。8月14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说：“在写信时，爱泼斯坦应以改组后的保卫中国同盟执行书记的名义署名。你作为司库，梦醒作为办公室中文秘书。这是我的建议，我希望你们都会同意担任这些职务。”

*1942年，王安娜（左二）、周恩来（左三）、王炳南（左四）、龚澎（左五）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保盟正式恢复了工作，而固定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寓所工作的，总共也只有宋庆龄、廖梦醒和王安娜3人。

对于这段日子，安娜回忆道：“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还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用人给我送点儿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的一点儿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具，等等。”“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散步。”在被人认出来后，安娜就在宋庆龄身后保护住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1944年，王安娜与李公朴（左一）、茅盾（左二）、爱泼斯坦（右二）、章汉夫（右一）等在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曾经共生死的王炳南、王安娜夫妇二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决定暂时分手，分开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恢复夫妇关系。

*王安娜和王炳南、王黎明在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王炳南将他们从机场接到曾家岩桂园，他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秘书。9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的茶会，安娜陪伴宋庆龄出席。

1949年8月28日，王炳南在机场迎接毛泽东

*1949年9月8日，王安娜陪同宋庆龄进桂园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返回上海，因为原莫利爱路（时为香山路）寓所已无法居住，遂直接入住靖江路45号。安娜随即也追随她来到上海。

宋庆龄在上海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后，王安娜和廖梦醒、魏璐诗一起，成为宋庆龄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儿子黎明也与乔冠华、龚澎一起从重庆乘马歇尔专机来到了上海。

*王安娜与儿子黎明在上海。右一为王安娜助手、中国福利基金会职工王成根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迅速扩展，队伍也逐渐扩大，王安娜又忙得快飞起来了。1946年，王炳南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工作时，有几次来上海与宋庆龄商讨一些事情，与王安娜曾在宋庆龄香山路寓所相见。1948年夏，宋庆龄搬回香山路寓所居住，她邀请安娜来做客说：“希望你能过来团聚一次，正如你和炳南曾在这栋房子再见面时，你们称作的那种团聚。”

1947至1948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广东路86号总办事处人员名单。运输组：王安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1949年9月，王安娜陪同宋庆龄在北平会见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左一）、副秘书长熊瑾玎（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医疗顾问马海德（右一）。左二为宋庆龄在北平时秘书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由于工作转型，中福会不再需要外籍人士专门从事海外募捐和物资运输管理，王安娜暂时被借调到北京工作。为了表彰王安娜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成员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他们首次从上海到京时，周恩来专门为他们举行了庆祝会，董必武、聂荣臻、杨尚昆等领导也前去祝贺。

*1949年7、8月间，在北平共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事宜。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刘宁一（左三）、王安娜（左四）、XXX（左五）、周恩来（中后）、李效黎（右五）、康克清（右四）、熊瑾玎（右三）、聂荣臻（右二）、董必武（右一）；后排站高出头者为杨尚昆，其身前为苏井观、其身右为伍云甫、马海德；王炳南身后为林迈可，王安娜身后戴眼镜者为王荫圃、李德全身后为柯柏年，刘宁一身后为林仲，最高个者为谭宁邦

1955年，离家20年的王安娜回德国定居。安娜回国后，与宋庆龄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宋庆龄也关心着王安娜留在中国的儿子王黎明，并时时在书信中告知。王黎明后于1978年赴德国与母亲团聚。王安娜曾于1959年和1979年来华，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朋友相见。

1960年8月，宋庆龄与王黎明、罗叔章（右）、柳无垢（左）在北海西河沿8号（今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馆）寓所合影

1981年6月3日，正当宋庆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时候，治丧委员会成员、时任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的王安娜在德国家中收到了宋庆龄临终前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刚刚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王安娜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宋庆龄病中颤抖的笔迹，向前来采访她的记者指出：宋庆龄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伟大政治女性。

*王安娜在德国寓所书房内摆放的宋庆龄1946年在上海、周恩来1946年在南京的照片